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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欺凌已经成为几代人生活的一部分,但欺凌并不是每个人童年都必须面对的正常现象。欺凌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有人说我们应该把它当作一场危机。
在国外,四分之三的校园枪击事件与校园欺凌和校园骚扰有关。“因欺凌而自杀”是导致年轻人死亡的第三大原因。据估计,每年大约有50万青少年儿童试图自杀。
即使是情况不那么严重的欺凌,造成的后果也是严峻的。每天约有16万儿童因受欺负而缺课。被欺负不仅会让孩子们不想上学,它所造成的慢性压力会影响免疫系统,从而导致孩子们更容易生病。
电影《少年的你》中,胡小蝶面临来自于高考的压力,以及来自同学的欺凌,最终走向了自杀。陈念因为向学校老师以及警察反映了真实情况,遭到了言语和行为上的欺凌,夸张程度令人发指。这也表明校园欺凌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已经超乎了许多人的想象。
反欺凌项目的意义
当校园欺凌事件一再被曝光之后,在国外,反欺凌已经成为一个新兴行业,但是这些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反欺凌顾问、治疗师等,并没有任何的认证过程或监管机构。
欺凌研究人员Stan Davis和Charisse Nixon发现,我们多年来为制止欺凌所做的许多事情,甚至许多新实施的反欺凌项目,不仅不起作用,而且弊大于利。特别是,那些以“教育孩子什么是欺凌”为中心的项目反而加剧了欺凌的情况。欺凌者们不仅听到了折磨他们同伴的新方法,而且当孩他们知道老师在寻找什么时,他们更善于伪装,以避免被发现,也避免被定义为“欺凌者”。
就算是鼓励旁观者伸出援手的反欺凌项目,也有研究表明只在三分之一的情况下起作用,而且有可能使欺凌情况变得更糟。
在电影《少年的你》中,走向自杀的胡小蝶曾经希望和陈念做朋友,出于害怕被孤立的想法,陈念并没有对她伸出援手。
在现实中,我们都听说过“勇敢面对欺凌者”的故事,但更多的情况下是一个试图干涉、帮助被欺凌者的孩子受到了身体上的伤害、报复,甚至是被学校老师误解和惩罚。事实上,在欺凌发生的时候,旁观者帮助和支持被欺凌者,并让成年人参与其中,是最有效的策略。但是这并不像听起来那么容易。孩子们害怕与被欺凌者成为朋友会导致自己被孤立,没有人愿意被贴上“多管闲事“的标签。
专家表示,在国外,即使反欺凌项目激增,欺凌的发生率几十年来一直相当稳定。很明显,我们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明显效果。
欺凌行为的界定
电影《少年的你》中,在魏莱最后和陈念的对话中,魏莱说:我们都玩过火了。
简单的一笔带过,将殴打谩骂,甚至是剪头发、撕扯衣服拍裸照这样的恶劣行为归结为“玩”,不禁让人愤怒。那么欺凌和孩子间玩笑打闹的区别究竟是什么?
欺凌的被广泛接受的定义包括三个标准:
1.重复性:某位孩子成为一系列攻击性行为的目标,或者某个孩子参与对他人的一系列攻击性行为。
2.双方之间存在不平等的力量差距(包括人数,力量等)。
3.具有攻击性的孩子打算伤害其他孩子。
事实上,这一定义未能包括绝大多数孩子们对彼此施加的真正虐待和不公平待遇。此外,当“欺凌”是预期的重点时,学校只处理符合所有这三个标准的事情。这样不仅错过了许多虐待,而且许多真正的欺凌也被错过了,因为在大量的虐待没有得到处理之前,成年人很难识别其相应的模式。
欺凌有很多种形式:
○孩子们散布针对被欺凌孩子的谣言
○嘲笑、辱骂被针对的孩子
○对被欺凌的孩子、他们的朋友、家人甚至他们的宠物进行口头威胁
○故意排斥或忽视被欺凌的孩子
○损坏偷盗被欺凌孩子的物品;受到欺凌的孩子们被推搡
○绊倒,吐唾沫,殴打
○网络欺凌成为了孩子们相互攻击的新方式
Davis认为,界定哪些行为符合欺凌的三个标准,哪些行为是玩笑打闹,这是解决社会、关系和身体攻击等问题的真正障碍。为了结束欺凌,孩子们必须停止虐待他人。孩子们不需要知道什么是欺凌,他们需要知道什么是虐待,哪些行为是可以容忍的,哪些是不可容忍的。
面对欺凌,学校家长能做什么
如果孩子们经常在学校里虐待其他孩子,这代表了学校环境的失败,也可能是家庭环境的失败。父母是结束学校暴力和欺凌的重要伙伴,但如果父母不知道他们的孩子需要帮助,他们就不能帮助孩子变得善良。
在学校被欺负的孩子有可能会告诉他们的父母他们被欺负,但是一个孩子非常不可能自发地告诉父母他一直在虐待其他的孩子。此外,最具社交攻击性的孩子往往也是最具社交智慧的孩子,因此对成年人来说,他们往往很有魅力,很讨人喜欢。
就如同电影《少年的你》中魏莱的妈妈一样,她认为自己的孩子受教育程度高、素质好、人见人爱,跟其他的孩子不一样,不可能会欺凌他人。家长们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可爱的孩子在学校里充满了对他人的恶意攻击。一旦学校工作人员了解到虐待的情况,就要确保双方的家长得到提醒。
如果家长和学校真的想要终止校园欺凌,我们都需要严肃对待那些看起来“孩子们只是“玩笑打闹”的行为。老师们可能经常不理会这些行为,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行为的严重性,而且欺凌者经常更会讨老师欢心。教师和管理人员可能会有盲点,让他们很难看到自己喜欢的学生所做的恶意行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当孩子们互相虐待时,成年人不断地进行干预,无论谁参与其中,特定的行为都会受到特定的后果”,才能传达虐待是不可容忍的。
与此同时,家长们也会私下里讨论某些孩子,“这个孩子有点笨”;“那个孩子怪怪的”等等。这样的行为也造成了多方面的问题。首先,当孩子们听到父母对其他孩子的消极态度时,他们会将这些态度吸收转变成自己的看法。而且,当父母们议论别人的孩子时,他们也会给自己的孩子传递这样的信息,即说别人孩子的闲话是可以接受的。此外,在某些情况下,父母散布的关于孩子的闲话所造成的伤害甚至比孩子之间所做的还要大。
也许最关键的是,没被重视的玩笑打闹行为是有害的。当父母说:“孩子只是开玩笑”,或者“他还是个孩子”,而没有提倡帮助受欺凌的孩子,那么被针对的孩子将得不到成年人的支持,继续受害,而欺凌者反而将受到家长的认同以及获得同学间的地位。虽然每一次同学间的摩擦都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学习社交和情感技能的机会,但是,放任这种玩笑打闹的行为激增,一种不友善的学校文化就会衍生出来。
“欺凌”带来的影响
虐待他人的有攻击性的的孩子肯定要为他们的行为负责。然而,我们潜在认为“恶霸”是一个天生就很坏的孩子,所以使用术语“欺凌”会使问题更难解决。哪个孩子愿意承认自己是恶霸?又有哪位家长愿意承认自己的孩子是恶霸?同样也没有哪位老师愿意承认,在他的课堂里,恃强凌弱是可以被允许的;也没有哪位学校管理人员愿意承认,在他们的学校里,恃强凌弱者取得了成功。这个术语导致了与欺凌事件相关的各个角色的不必要防御,而并不是结束各种形式的攻击的协作方法。
转变需要一种自觉的意愿,承认自己在不可接受的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当我们给孩子贴上“欺凌者”的标签时,我们实际上剥夺了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用自我意识来反思他们的行为和一个改变的机会,我们也剥夺了其他孩子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他们的机会。
尽管父母很难相信他们的孩子虐待其他孩子,但与听到他们的孩子是“恶霸”相比,他们更容易接受孩子排斥另一个孩子、辱骂另一个孩子或散布关于另一个孩子的谣言。当教师和管理人员看到具体的攻击性行为时,他们更有能力进行干预,而不是确定某件事是否符合“欺凌”的标准。
第一步是要认识到欺凌问题是一个孩子们以特定的、可识别的方式互相虐待的问题,而且这些事情一般不止发生了一次。
下一步是审视我们自己在创造一种有害而非有益的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对成年人来说,每一次虐待事件都是一个机会,可以有意识地帮助孩子解决问题,也可以无意中使问题变得更严重。
学校和家长之间的沟通开放且及时,对行为的期望必须是透明的。如果父母和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就有可能保护被攻击的儿童,增强旁观者的能力,并在欺凌者的转变中给予支持。
但是,为了终止欺凌行为,我们首先必须让孩子们在面临不能容忍的虐待行为时勇于发声。
(本文有增删。)
作者:Pamela B. Paresky Ph.D.
翻译:脑斧,唐诗
来源:Psychology Today《We’re Giving Bullying a Bad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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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雅医学院博士
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注册督导师
(注册号:D-06-060)、治疗师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理科主任医师
广东心理学会精神分析专委会主任委员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委会常委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评估专委会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委员
广州伊理雅通心理咨询中心创立人、总督导师
孟宪璋心理诊所创立人
暨南大学临床心理学硕士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心理学会精神分析专委会秘书长
广东省儿科学及青少年健康管理专委会委员
中欧精神分析联盟基本精神分析概念研讨项目临床讨论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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